運河的水淌過千年文明，也淌過趙冬苓的青春。這位71歲的金牌編劇，在熱播電視劇《北上》的改編中完成了一次精神洄游。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趙冬苓，昨天接受了新民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。

首播收視率破3.9%，《北上》長鏡頭里流淌的煙火氣和真實感讓觀眾淚目。這部劇改編自徐則臣茅盾文學獎同名獲獎作品，沒有執著于還原歷史，而是用運河的濤聲，叩擊了每個漂泊者心中的鄉愁。

劇中沒有三分鐘反轉的刺激，卻有運河般悠長的命運糾葛。這種“反潮流”的勇氣，恰是趙冬苓對影視創作的堅定:在碎片化時代，仍有人愿為一條河流、一代人的記憶，寫下四十集的詩。

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趙冬苓，這兩天也常常被問到微短劇和AI帶來的沖擊，她目光灼灼，這就好比小說，不會只有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才有讀者，“人類靠故事活著，長劇不會消亡。”

溯流:也曾身處運河人家

改編《北上》，趙冬苓做的不是翻譯，而是重塑。她保留了原著中大運河的文化血脈，將故事澆灌成更具體溫的市井畫卷:“我在運河邊上走的時候，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時期，想起了自己過去在那個小城市里很快樂的生活。”

趙冬苓在山東濟寧長大——這個曾坐擁河道總督衙門的古城。她十五歲前的生活與運河的潮汐同頻共振，“寫《北上》時，我總覺得自己在逆流回溯。”

離家后，趙冬苓成了“沒有故鄉的人”，從未想過再回去，但因為《北上》，她和導演姚曉峰、原著作者徐則臣回到運河穿過的城市采風，近百位船民的口述史，都在劇本中化作人物命運。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位會說評話的老人，最終融入了劇中王學圻飾演的角色——周家的老爺子。王學圻在劇中既是敘述者，也成為運河文化的活態載體。

在濟南生活的歲月漸漸覆蓋了濟寧小城的街巷，大城市的生存法則沖刷著熟人社會的溫情，但正是這種割裂，讓趙冬苓在《北上》中重構了熟人社會的人情之美——那些依河而生的運河人家，煤油燈下爭吵又和解的夜晚，嘆著氣出門散心卻發現同病相憐的花街少年們，是她對故土的一次精神還鄉。

斷錨:“翻譯”式改編行不通

創作前期，趙冬苓不光讀了《北上》，還讀了徐則臣的《耶路撒冷》和花街系列故事，揣摩原著作者筆下的運河文化。徐則臣對運河的感情打動了趙冬苓，然而，《北上》是純文學，影視化必須另辟蹊徑。

小說《北上》以意大利兄弟的百年尋根為脈絡，橫跨漕運廢止與大運河申遺的世紀沉浮。但趙冬苓坦言，完全遵從原著的改編是行不通的，在中國拍一個意大利人的故事不符合市場規律，市場需要當代敘事。她舍棄了原著的雙線結構，將百年滄桑濃縮為開篇的兩分鐘，讓鏡頭聚焦20世紀90年代至2014年的六戶運河人家。

趙冬苓將小說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保留，又重新進行了人物設計，比如馬思藝從原著中的老太太改為青澀少女，很多劇中人物的名字和原著相同或相近，卻已經改頭換面。新增的女主角夏鳳華，也是趙冬苓寫著寫著，發現馬思藝無法承擔女主角的任務，從頭再加進來的，只為讓故事更貼近當代觀眾的情感錨點。

面對“把原著女主改成女二號”的爭議，趙冬苓澄清，不僅原著沒有女主，白鹿也是在很后期才定下來的，所以不存在為了白鹿修改劇本。導演姚曉峰的大量二度創作也為劇本注入影像的呼吸。

六戶人家、十余角色，每扇門后都藏著時代的褶皺:船老大謝天成等一批船民的意氣風發，因陸運取代水運的大勢而落幕。夏鳳華(白鹿飾)、謝望和(歐豪飾)和一批幼時的玩伴經歷著成長的陣痛，懵懂而又勇敢地感受時代的變革，沿河北上，到北京闖蕩一番后，又回到家鄉，夏鳳華從事的也是物流行業，兩代人形成奇妙的互文。

擺渡:群像喚醒集體記憶

不少觀眾在劇中認出了自己的青春:一個猛子扎進河里、騎二八大杠自行車、聽周杰倫和李宇春的歌、課堂上總有一個假小子和搗蛋王……只是，船票會被時代浪潮打濕，磁帶也沒有了可以播放的機器，恰似一代人將青春典當給了城市化進程。

“平地起高樓”的創作背后，是編劇的野心與掙扎。“我也得檢討”，趙冬苓坦承，如此繁多的人物支線，對編劇是挑戰，對觀眾也是挑戰。而《北上》又不像家庭倫理劇，沒有那么多復雜尖銳的矛盾沖突。

趙冬苓的本意并不希望寫一部靠強烈戲劇沖突取勝的劇，就是想扎扎實實地寫出運河邊樸素的生活。相濡以沫的溫情，也可以對抗時代的湍流，她在《北上》中傳遞的是人在巨變中依然可以保有那抹人情味。

《北上》的開篇讓人難以忘懷，少年們躍入運河的剎那，水花濺起的是一個時代的倒影。趙冬苓用筆尖作舟，載著觀眾穿越時光的霧氣。當鏡頭掠過申遺成功后的煥新河道，相信觀眾可以讀懂她的執念:運河不僅是地理坐標，更是中國人共有的精神原鄉。而那些關于離別與歸來、傳統與突圍的故事，會在河水的低語中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