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縣域經濟的韌性之雄厚，往往可以托舉全國。

每年，有至少900萬噸蔬菜從壽光走向全國各地，擺上十幾億人的餐桌，不起眼的小縣城，卻是廣大民眾一日三餐的菜籃子。

作為全國*的蔬菜生產基地，壽光蔬菜有至少60萬畝的種植面積，年產值110億元，年交易額200億元，也是全國乃至亞洲*的蔬菜集散中心、價格形成中心。

蔬菜自由來之不易，從貧困縣到撐起全國人民的飯桌，再到擺脫洋人臉色，山東壽光是民生溫飽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01 從貧困縣到蔬菜之鄉

山東人在種菜這件上，仿佛天賦異稟，被譽為“中國古代農業百科全書”的《齊民要術》，便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山東壽光人所撰。

但壽光種植蔬菜的歷史其實并不長，在改革開放之前，農村的主糧溫飽尚處勉強狀態，壽光一直是以糧食種植為主，這般單一的小農經濟結構，也讓壽光一直都是山東省最貧困的縣市之一。改革開放后，土地所有制的變更，加之鼓勵農戶承包生產的政策，為壽光的日后的蔬菜產業帶來了契機。

八十年代伊始，結合土壤類別、地理優勢，壽光縣政府提出了調整農業布局的政策，明確了“南部種菜，中部種糧，北部開發鹽”的發展方針。

壽光之所以會提出“南部種菜”的方向，是因為南部靠近勝利油田，圍繞著油田相關的家庭占據*比重。彼時的勝利油田有著至少30萬工人，也出于*限度保障油田的生產生活運轉，在最初的“糧轉菜”過程中，勝利油田的工人們，是壽光菜農初步匯集成市的重要助推力。

壽光因此自發形成了馬路市場，而同時期中，甚至連城里都還沒有市場綜合治理的概念，在一眾廣大農村里，壽光搶先摸清了初步市場化的道路。

壽光縣委辦為此專門劃出了一塊場地予以菜農交易，便是最早的壽光蔬菜市場，從5畝地起步，慢慢擴大到了300畝，直到變成今天亞洲規模*的農產品交易市場。

八十年代末，在主糧溫飽政策之外，蔬菜需求亟待解決，國家農業部提出了“菜籃子工程”，具有先發優勢的壽光慧眼識先機，為此專門展開了一場專題報告——《全縣都要參與蔬菜大流通》。山東近京，壽光本地菜農開始把菜賣到了北京去，冬天囤積大白菜一度是早年北方人的時代記憶，但隨著京郊大白菜的廣泛種植，壽光連續四五年出現了白菜滯銷、豐產不增收的尷尬狀況，壽光的蔬菜產業也在困頓之中尋求轉機——要種只有壽光能供應的蔬菜，比如冬天的新鮮黃瓜。

放到如今，想吃黃瓜一年四季都行，不過是動動手指的平常事，然而現在能有隨時隨地吃到任何蔬菜的便利，壽光功不可沒。

1989年，壽光*批要反季節種黃瓜的生產隊，砍掉了20多畝快要成熟的玉米，建起了蔬菜大棚，只幾個月后，新鮮黃瓜便在風雪寒冬中上市了。從來沒在冬季菜場上出現過的黃瓜，在春節期間賣到了每斤10元的高價，而彼時的豬肉價格，也不過2元一斤。

賣了一季黃瓜之后，17個帶頭建大棚的人，收入最少的也有2萬出頭，在全國職工的年均工資僅2140元到時候，一下子都成了萬元戶。

有關財富的消息總是蔓延最快的，次年，壽光的蔬菜大棚數量一下子飛漲到5000個，1991年，又新建立起了1.3萬個，開啟了壽光的“蔬菜大棚時代”，反季節蔬菜培育的展開，終結了北方人冬天只能啃大白菜的歷史。

與此同時，壽光為北京亞運會供應了蔬菜300萬公斤，隨著蔬菜的進京通道逐漸成型，大體量的壽光開始轉型為全國蔬菜的集散中心。

這個貧困縣的收入也實現了逆襲，2000年全國農民平均純收入為2253元，山東省為2659元，而壽光則達到了4010元。

02 作為*壽光贏在哪里？

蔬菜進京一事，按距離來說，理應是與北京直接接壤的河北近水樓臺先得月，事實上卻被離得更遠的壽光拔了頭籌。

菜籃子不止一個，不僅作為*，壽光還將蔬菜第二大省的河北遠遠甩在身后。與河北的蔬菜產業對比，壽光蔬菜的*優勢是多方位的。

首先在蔬菜內銷上，河北便比壽光略遜上一籌。

在京津滬市場爭奪戰中，河北蔬菜進入北京市場的途徑，主要靠蔬菜經紀人自發進行組織，既沒有相應的組織機構，也沒有專門的銷售場所。河北省農業廳的調查數據顯示，河北蔬菜進入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大城市的蔬菜市場過程中，只有 30%是由河北省經紀人在運作，其他70%則由外省經紀人到河北省往外販運。

相比之下山東省有組織的蔬菜銷售大軍高達 150 多萬人，且多數受過專門訓練——蔬菜產量大的鄉鎮建立蔬菜購銷公司，蔬菜生產集中的村建立蔬菜經銷點，商業、供銷部門也要分配相應的蔬菜銷售任務。

20世紀80年代的壽光，已經與北京8個區的蔬菜公司和5個蔬菜批發市場建立了聯營關系，用長期合同取代此前不穩定的零買零賣模式。

反觀河北，受過專門培訓的、有組織的專業銷售隊伍少之又少。早年活躍在河北硬果番茄出口生產基地的經紀人和收購商有 120 多個，大多來自山東、廣東、黑龍江等地，河北本省的幾乎沒有。

囿于專業組織的缺乏，個人的小農模式經營下，河北省的菜顯得十分“原生”，從地頭采下后直接進入市場，甚少經過選擇、包裝等加工環節。

河北重生產輕銷售，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，一家一戶分散的經營模式，規模化程度低，致使其蔬菜銷售在京津滬等高端市場不具備競爭力，銷售價格也始終上不去。

而來自山東壽光售菜車已經進化到多數都是大卡車，且基本上都是凈菜，用塑料袋做了精包裝。顯然面對大眾消費者來說，賣相更好的精菜更受歡迎，以至于山東的蔬菜價錢雖貴過河北，但依然比河北菜的銷路更好。

品牌打造上，壽光也遙遙*。

為了做大龍頭企業，壽光市每年都落實貸款貼息，并從稅收等方面為企業提供支持和幫助，培植起了天成食品、萬友食品等40 多家有較強實力的龍頭企業，并積極扶持以連鎖經營、超市配送、冷鏈貯運為主的蔬菜商品化處理鏈條，注冊并做大了樂義、農圣莊園、洛城、燎原等數十個蔬菜品牌。

其次在蔬菜出口上，壽光的影響力也是舉足輕重的。

2002年和2010年，山東隔壁的韓國發生了兩次“泡菜危機”。尤其是2010年，因為白菜供應短缺，韓國一棵白菜的零售價漲到了1.38萬韓元，另一原材料白蘿卜，價格也漲了兩倍多。于是，大批白菜從山東出發渡海，韓國的人日常餐桌，也得仰仗壽光解困。

對比同期數據，河北省彼時蔬菜產品出口量的 96477 噸，僅為山東蔬菜出口量的 4%，只占河北蔬菜總產量的 0.1%，與全國蔬菜生產第二大省的地位極不相稱。

比之壽光，河北蔬菜重低端市場占領，輕高端市場開拓，形成了高市場鋪貨率、低市場知名度的鮮明反差。

而早早品牌化的壽光蔬菜，能在“菜博會”上一屆時間便簽下100億的蔬菜訂單，豪橫的壽光也成了全山東*個存款過900億元的縣級市。

03 中國種業硅谷

正如前文所述，比之其他蔬菜大省，壽光有“能種他地之不能種”的優勢。

之所以有那么多的“不能種”，并不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土地條件不好，而是種菜產業曾經也和芯片一樣，“卡脖子”問題嚴重。

上世紀90年代后期，壽光的蔬菜產業剛剛開始發力“淘金”的時候，“賣鏟子”的海外蔬菜種子巨頭們，聞著味兒就來了——瑞士先正達、荷蘭瑞克斯旺、美國圣尼斯、以色列海澤拉、荷蘭德瑞特、荷蘭紐內姆等種業巨頭紛紛進駐壽光。

洋種子攻城拔寨的勢頭十分兇猛，本土種子幾乎沒有還手之力。不僅如此，外資已在蔬菜等農產品流通流域深度滲透，對農產品交易議價權虎視眈眈。

以2010年壽光當地的情況做粗略統計，每年種子的交易額在6億元人民幣以上，其中超過4億是洋種子。尤其是圓椒、長茄、西紅柿等蔬菜品種，洋種子占據了*份額，甚至超過了90%，呈壟斷之勢。

且這些洋種子大都只有研發技術屬于外資，育種、分裝、銷售等上下游環節都在國內完成，或僅在國外完成一些簡單的加工工序。由于國內人工成本較低，洋種子的育種成本并不高。一粒成本僅一分錢的種子，對國內菜農要價兩毛、五毛甚至一元一粒也是常有的事。

一袋番茄種子1000粒，價格在480元至560元中波動，壽光每年需求在14萬袋左右，就得花7000多萬元。老百姓種一畝地，光種子錢就得花2000多元，實打實“炒盤西紅柿雞蛋也得看洋人臉色”。

因為好的種子并不能憑空造出來，要培育出一個口感好、抗病性高的優質品種，就必須要找到擁有該基因的父本和母本，龍生龍,鳳生鳳,先得有優秀的種質資源，才能嘗試培育出優秀的種子。但在蔬菜領域，尤其在育種源頭的種質資源豐富性，以及性狀基因的挖掘方面，國內只能無奈望洋興嘆。

但壽光作為中國“種子硅谷”，自然也走在了攻克蔬菜育種工程的前列。

“一村一品”是壽光蔬菜產業的典型特征，這一點和硅谷很相似，特色產業高度聚集，且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招牌產品。

近年來壽光一共培養起了15家育種企業，其中7家種業龍頭，自主研發蔬菜品種將近180個，種苗年繁育能力18億株，全市國產蔬菜種子市場占有率已提升到了70%以上，產值突破10億元。其中黃瓜、圓茄、絲瓜、苦瓜、豆類、西葫蘆、甜瓜、櫻桃番茄等作物國產種子市場占比達到90%以上，實現自給。

且得益于壽光人尋找種質資源的腳步遍布全國各地以及海外，目前壽光蔬菜種業集團的種質資源庫共有育種材料2.5萬份，已經是山東*的蔬菜種質資源保護中心。

十數年間里，各種合縱連橫在壽光輪番上演，全球*蔬菜種子公司圣尼斯被孟山都并購，拜耳又并購了孟山都；而中國化工則收購了僅次于其的先正達后，這家全球農化巨頭的實控人變成了國務院國資委，有望成為科創板*IPO。

至此，在農化種子這個高度集中化的市場里，尤其是高端品種上，中國也能同海外巨頭掰一掰手腕了。

毫無疑問，在蔬菜產業上，山東壽光這個不可小覷的“中國種業硅谷”，還將乘風破浪。

參考文獻:

1.洋種子占據*菜園90%市場份額

探尋新時代“壽光模式”的產業魅力——山東壽光市蔬菜產業發展觀察 |濰坊三農發布

3.蹲點深一度｜種子困境如何解？記者蔬菜之鄉探秘蔬菜“芯片”